来自网友【Clássica】的评论这个整理最初来自reddit网友，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和做一些简单的讨论。小妇人 Little Woman - Louisa May Alcott.这时候，她用堂·阿奇勒的钱买了一本《小妇人》。她决定买这本书是因为她读过，而且非常喜欢。我们上四年级时，奥利维“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们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女生一些书看，分给莉拉的是《小妇人》，还附上了一句话：“这本书是大人看的，但对你来说很合适。” 老师分给我的书是《爱的教育》，关于这本书，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在很短几天里，莉拉把《小妇人》和《爱的教育》都看完了，她说《小妇人》写得太棒了，《爱的教育》简直没法比。但我没时间读《小妇人》，我在设定的还书期限之前很吃“力地读完了《爱的教育》。我读书很慢，到现在还是这样。莉拉把书还给奥利维耶罗老师时，她很懊悔没再看一遍《小妇人》，另一个遗憾是她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我没看过。一天，莉拉在路上叫住我，我们一起去池塘边，用一只金属盒子把堂·阿奇勒给我们的钱装起来埋在那里。我们拿了钱，到文具店里问老板娘约兰达那些钱够不够买本《小妇人》。那家商店的橱窗里一直陈列了一本《小妇人》，已经被太阳晒得发黄了。她说钱够了。 我们一买来那本书，就一起在院子里看了起来，有时候是朗读，有时候只是默读。我们一起读了好几个月，看了那么多遍，后来那本书变得很脏，书脊脱落，书页散开，装订线也开了，但那是属于我们的书，我们非常喜欢它。“那本书由我来保管，我把书藏在课本中间，因为莉拉觉得没办法把那本书放在自己家里，那段时间，他父亲一看见她读书就会发火。”女性主体性（female subjectivity）的问题是《小妇人》的中心议题。在19世纪美国，女性的主体性几乎被传统家庭结构、婚姻制度所压抑，而奥尔科特通过马奇姐妹，尤其是乔·马奇，呈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乔对婚姻的抗拒不仅仅是对男性支配的反抗，她更是通过拒绝传统的女性角色（如温柔、顺从、家庭责任等），探索一种新的女性主体性。小说还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性别压迫。虽然《小妇人》表面上聚焦家庭生活，但奥尔科特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性别角色进行了潜在的批判。通过马奇家的经济困境，她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双重压迫：一方面，女性被剥夺了经济独立的机会，另一方面，她们被强行嵌入家庭的经济生产单位之中。女性的劳动——无论是乔的写作，还是梅格的家庭劳动——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资本主义体系消解和剥削。在《小妇人》中，女性被禁锢在私人领域中，家庭成为她们的主要生活场域，而男性则拥有进入公共领域的权力。然而，乔通过写作突破了这一界限，她试图进入男性主导的文学世界，这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权力的转移，即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过渡。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多才多艺；受人爱慕，受人敬重；青春幸福，姻缘美满。愿上帝垂爱，使她们尽量无忧无虑，过一种愉快而有意义的生活。被一个好男人爱上并选为妻子是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我热切希望我的姑娘们可以体会到这种美丽的经历。考虑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梅格，期望和等待也是对的，而明智之举是作好准备，这样，当幸福时刻到来时，你才会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承担责任，无愧于这种幸福。我的好女儿，我对你们寄予厚望，但并不是要你们急冲乱撞——仅仅因为有钱人豪门华宅，出手阔绰，便嫁给他们。这些豪宅并不是家，因为里头没有爱情。金钱是必要而且宝贵的东西——如果用之有道，还是一种高贵的东西——但我决不希望你们把它看作是首要的东西或唯一的奋斗目标。我宁愿你们成为拥有爱情、幸福美满的穷人家的妻子，也不愿你们做没有自尊、没有安宁的皇后。 ——《小妇人》白鲸 Moby-Dick; or, The Whale - Melville, Herman.《白鲸》讲了一个捕鲸船“佩夸德号”的船长亚哈执着于捕杀一头白色巨鲸“莫比·迪克”的故事。亚哈因白鲸导致残疾，发誓复仇，带领船员在大海中展开无尽的追逐。亚哈船长对白鲸莫比·迪克的执着追逐，体现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困境。他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完全寄托于这场无望的捕猎行动之中，仿佛通过征服白鲸，他能够为自己、乃至整个世界找到某种终极意义。这里的白鲸不仅是一个动物，而是亚哈对抗命运、对抗荒谬的象征。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类生存在一个没有内在意义的世界中，个体必须通过行动为自己创造意义。亚哈的追逐体现了这种萨特式的自我创造意识——人类被抛入世界中，注定要面对命运的荒谬和生命的无意义。《白鲸》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典范。白鲸作为自然力量、命运、甚至神性的象征，贯穿全书。亚哈认为白鲸是恶的化身，是他人生所有痛苦的根源，但事实上，白鲸本身是一个无意义的存在——它既不是恶的象征，也不是善的化身，而是梅尔维尔对于本体论空洞性的描绘。白鲸象征着世界的无知性和无情性，它承载了亚哈的仇恨和人类对自然的所有幻想，但本质上它没有任何具体的道德属性或目的性。.最可惊叹的事情都始终是难以言宣的；深沉的怀念是没有墓志铭的；这小小的一章就是布金敦的没有碑石的墓穴。我不妨这么说，他的生活就象这艘被狂风播弄的船，可怜地赶向下风地带。港埠是乐于救助的；港埠是慈悲的；在港埠上是安全的，舒适的，有家庭，有晚饭，有温暖的毯子，有朋友，一切都对我们人类十分亲切。但是，在大风里，港埠、陆地却成为船只的最可怕的危境；船只必须避开一切殷勤；让陆地稍微一碰，虽然不过是轻轻地把船骨一擦，却会使船只浑身都发起颤来。船只用尽全力，扯起所有的篷帆。离开海岸，为的是要坚决抗拒那股很想把它吹向家去的大风，再去寻找那波涛汹涌的一片汪洋；为了避难，却绝望地冲向危险；船只的唯一的朋友也是它的最残酷的敌人! ——《白鲸》三人出海记 Three Men in a Boat - Jerome K. Jerome.“这让我觉得很好笑，帕斯卡莱也想笑，我们相互看着，压抑着笑声。这时候，卡梅拉小声问：“你们笑什么？”我们都没回答，又相互看了一眼，用手捂着嘴笑。我感觉我的眼睛里洋溢着笑，忽然间我觉得很快乐。费拉罗老师问了好几次，赛鲁罗家的人有没有到场，后来我被叫上去领第五名的奖品。费拉罗老师赞扬了我，把杰罗姆·K.杰罗姆的《三人出海记》交到了我手上。”《三人出海记》创作于1889年，是一部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讲述三位绅士和一只狗沿泰晤士河进行划船旅行的小说。三位主人公在划船过程中不断遇到困难和混乱，例如不合时宜的天气、行李打包的失败以及在船上争论导航问题等，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被夸张为重大挑战，展现了人在面对生活中的无意义时的无奈感。小说中的幽默不仅仅是滑稽的场景，也可以视为荒谬主义的体现——人类行为的荒诞性无法逃避。通过对这一系列无序事件的描述，杰罗姆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类存在状态的一种哲学性反思：人类试图在无序和无意义的世界中创造秩序，然而这些努力往往是徒劳的。通过对旅行中无意义行为的描绘，杰罗姆揭示了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立与疏离。尽管主人公们试图通过旅行重新建立与自然、历史和他人的联系，但这种尝试最终是徒劳的。他们回归自然，寻找简单的快乐，却被自己制造的复杂性困住。我想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认为自己得了所有的病。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图书馆找一本书，想查点药品知识，结果我无意中拿起了一本医学百科全书。我翻了几页，发现我得了几乎每种病，除了产后抑郁症，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受伤，因为我觉得就算得了这种病也不为过。 ——《三人出海记》布鲁日的死城 Bruges-la-Morte/The Dead City of Bruges - Rodenbach Georges.“老师把奖给赛鲁罗家的所有书都给了我。我们出去时，卡梅拉满脸不悦地赶上了吉耀拉——她正和阿方索、吉诺聊得兴高采烈。这时候，帕斯卡莱用方言对我说，里诺看书把眼睛都看坏了；鞋匠费尔南多晚上不睡，不停地看书；农齐亚太太站在灶火旁，一边煮土豆和面条，一边看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长柄勺。他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更好笑了。他上小学时和里诺一个班，而且是同桌。他眼睛里泛着喜悦的泪花，告诉我，他们俩加在一起——他和同桌里诺相互帮助，加上留级的那几年，他们上了六七年学之后，勉强能读出来的字是：盐、香烟、肉食店、邮局、电报……他问我，他以前的同桌得到的奖品是什么。 “《死去的布鲁格斯》。” “是不是鬼故事？”《布鲁日的死城》写于1892年，是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它围绕着主角赫吉尔（Hugues Viane）对亡妻的持续哀悼展开。他不是单纯地为死亡而悲伤，而是通过对妻子形象的执迷，陷入了对过去的沉溺。赫吉尔的哀悼行为体现在他对亡妻遗物的崇拜，包括对她照片的不断凝视，以及对他后来爱上那位与亡妻长相极为相似的舞女简（Jane）的痴迷。罗丹巴赫通过这种行为揭示了死亡的不可逆转性，以及个体在面对不可挽回的丧失时的心理崩溃。赫吉尔试图通过物质的方式让亡妻“复活”，但这种努力注定是失败的。正如象征主义文学所强调的，死亡不仅是生物学上的消亡，它更是一种存在状态的崩解，个体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持续思索。罗丹巴赫借用布鲁日这座城市的物理环境，揭示了空间与心理状态的同构性。赫吉尔选择住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中，并将其看作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延伸。他内心的孤独、失落与这座城市的空虚、沉寂交织在一起，成为象征主义典型的“内心风景”。布鲁日象征着过去不可触及的历史，正如赫吉尔无法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一样，布鲁日的美丽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废墟。在这座城市，日子仿佛静止了，像是长久以来被一种灰色的悲哀所笼罩，永无止境。湿润的石板路在小巷间蜿蜒，教堂的钟声回荡在空旷的街道上，似乎是在为一座死去的灵魂敲响挽歌。黄昏时分，运河如同一面朦胧的镜子，映照着那些隐匿在时间深处的房屋，仿佛所有的生命都在悄然褪色。 ——《布鲁日的死城》一位勇敢的绅士 A Gentleman of Courage: "A Novel of the Wilderness - James Oliver Curwood.《一位勇敢的绅士》写于1924年，以北美原始荒野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斗争及其与人性、荣誉和勇气的互动。在这部小说中，自然被塑造成了一种无情的力量，与人类的文明与道德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面对的是一个非人类的、冷酷无情的自然世界。柯伍德通过这种对抗，将人类的勇气与尊严放置在极端环境下进行检验，这种自然主义的呈现强调了人类命运的无常性和脆弱性。荒野沉寂而深邃，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厚厚的白雪包裹，只剩下风在松林间低声絮语。然而，他的心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原始的力量在悄然觉醒。他明白，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在这片无垠的荒野中生存。每一步，他都与大自然搏斗，但他知道，征服这片土地并不在于力量，而在于耐心和勇气。 ——《一位勇敢的绅士》环游世界 Voyages Round the World - Edmund Fanning.埃德蒙·范宁（Edmund Fanning）的《环游世界》（Voyages Round the World）是一部19世纪的探险与航海文学。《环游世界》记录了范宁在世界各地的冒险经历，尤其是他作为商船船长和探险家的角色。范宁的环球航行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新的海上航线，还涉及商业贸易、资源掠夺、以及殖民主义的早期形式。这本书是典型的帝国主义探险文学，其中所展现的探险活动与当时西方帝国的全球扩张密切相关。在19世纪，西方列强正通过海上力量探索和控制全球资源，而范宁的航行记录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个人视角。在探索太平洋岛屿和亚洲沿海的过程中，他不仅描写了地理发现，还展示了当地居民与西方探险家之间的相遇，这些相遇往往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暴力与掠夺。在书中，范宁对大自然的描绘常常带有浪漫主义的元素，尤其是他对广阔海洋、孤立岛屿和异国风景的描写。海洋在他的笔下既是神秘的，也是令人敬畏的，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崇敬和恐惧是浪漫主义的一部分。浪漫的冒险精神与现实的残酷也在范宁的写作中交织。海上的暴风雨、船只损毁、长时间的漂泊和物资匮乏，展示了航海生活的真实困境。在这一点上，范宁的叙述偏向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揭示了探险生活的艰苦和不可预测性。当我们驶入那片未知的海域，风暴的咆哮声掩盖了船员的喊叫，巨浪一波接一波地打在甲板上。天空昏暗，海洋如同一片无尽的黑幕，仿佛要将我们吞噬。但在这些考验中，人类的坚韧与冒险的精神愈发强大，我们心中仍怀抱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那是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们不断前行，去探索那些未被发现的海岸与遥远的岛屿。 ——《环游世界》罪与罚 Crime and Punishment - Fyodor 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是文学史上最具哲学深度的小说之一，探讨了罪、赎罪、道德、自由意志、孤独、宗教救赎等复杂主题。通过对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冲突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存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尼采式超人思想以及东正教救赎观的矛盾与交融。男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核心思想是他对自己所抱持的“超人理论”的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少数有权利“超越”道德规范的“伟人”，类似于尼采式的超人概念。在这一框架下，拉斯柯尔尼科夫坚信，为了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或“理想”，少数杰出人物有权突破社会所定义的善恶界限。他的理论是基于对“有用与无用”人群的区分——如他自己所设想的拿破仑般的“伟人”能够通过暴力手段造福社会，而“平凡人”则只能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这种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的观念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谋杀行为得以验证，他试图证明自己的理论可以在现实中执行。然而，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展示了这一理论的彻底崩溃。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放债老太太之后，迅速陷入了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精神折磨。他本来以为这种“伟人的行动”能够为他带来自由，然而结果却是内在伦理冲突的觉醒。《罪与罚》中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不公和阶级分化的批判。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一名贫困的大学生，他的犯罪动机并不仅仅源于个人的道德观念，还受到社会经济压迫的影响。通过这一层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中的深刻危机——贫困、压迫、阶级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的精神危机。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问题对人类社会是否具有真正的意义。如果真的有人敢站出来，敢于在道德的界限之外行动，那么他便是‘超凡人’，便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都是平凡的、循规蹈矩的、懦弱的人，而某些伟大的人——如拿破仑或凯撒——则有权做出我们不敢想象的行为。如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行动能造福人类，他们便可以牺牲少数人而实现他们的目标。难道这不正是历史的规律吗？ ——《罪与罚》埃涅阿斯纪 The Aeneid - Virgil.《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史诗，讲述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逃离陷落的特洛伊城，历经艰险抵达意大利，并成为罗马祖先的故事。它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命运（fatum），埃涅阿斯的一生由不可改变的命运所引导，他的任务是遵循神意，建立未来的罗马。埃涅阿斯的一生是被“预定”的，他必须放弃个人的愿望和情感，承担起建立罗马的历史使命。命运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也成为埃涅阿斯个人行为的道德基础。维吉尔通过这一主题，展示了古代罗马人对历史的理解：历史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意的实现。埃涅阿斯的每一步行动都是神意的体现，他无法逃避，也不能拒绝。这种对命运的强调反映了古罗马人对国家命运和集体责任的理解。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命运息息相关，而这个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集体的。埃涅阿斯的使命是为整个罗马帝国奠定基础，他必须牺牲个人的幸福，以完成对后代的责任。这种集体命运的思想，正是罗马文化中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重视。埃涅阿斯的责任感源于他的“虔诚”（pietas）。这一概念在罗马道德中具有重要地位，代表着对神灵、家庭、国家的忠诚和责任感。埃涅阿斯被称为“虔诚的埃涅阿斯”（pius Aeneas），他的每个行为都是出于对神的服从、对家庭的照顾和对国家的忠诚。他不仅肩负着特洛伊人民的未来，还肩负着建立罗马帝国的神圣使命。维吉尔通过这一角色，展示了罗马人对公民责任和国家服务的理想。夜深了，大地在睡梦中沉寂，而特洛伊城被厄运笼罩。敌人从木马中涌出，火焰和屠杀遍布四周。我被睡梦惊醒，爬上房顶，俯瞰这座被烈火吞噬的城市，耳中充满了凄厉的喊杀声。那些曾经伟大的宫殿被摧毁，我看到的是废墟和绝望。命运无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 这条剑誓，我将在神明的见证下立下：无论命运如何，我将为你而战。我将为我的家园、为我的人民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无论眼前的敌人多么强大，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险阻，我决心与命运抗争，直至最后一刻。 ——《埃涅阿斯纪》The Brothers Karamazov - Dostoyevsky Fyodor.《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作品了。小说围绕卡拉马佐夫家族的三位兄弟——阿辽沙（Alyosha）、伊凡（Ivan）和米嘉（Dmitry）——及其父亲费奥多尔（Fyodor）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人性的不同面向，特别是善与恶、信仰与怀疑、爱与仇恨的矛盾统一。伊凡·卡拉马佐夫是这个主题的核心代表，他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尤其复杂。伊凡提出了著名的“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皆被允许”的命题，这种命题背后是对无神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质疑。在伊凡看来，如果世界上没有超越性存在，没有神对善恶进行终极裁决，那么所有行为的道德性都是相对的，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自由意志。然而，这种极端自由观念也伴随着深刻的道德焦虑，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和绝对的道德规范，人类的行为就没有任何根本的限制。同时伊凡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物，他提出了关于人类苦难与上帝存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他著名的“反叛”章节中，伊凡质问：如果上帝是全能且全善的，为什么他会允许无辜者，尤其是儿童，遭受如此极端的苦难？伊凡无法接受这种矛盾，并且质疑任何以人类无法理解的方式为这种苦难进行辩护的神学理论。他最终选择拒绝上帝，即使他承认世界有可能存在某种超越性的真理。伊凡的思想带来了他对道德混乱和虚无主义的恐惧。他通过“大法官”这一寓言故事，批判了宗教对自由意志的剥夺，并揭示了他对人类自由的悲观态度。伊凡认为，大多数人无法承受完全的自由，因为自由带来了无尽的责任和痛苦，因此他们需要一种权威——宗教或国家——来为他们决定善恶。米嘉的故事则展示了另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探索。米嘉是卡拉马佐夫家族中最具激情和冲动的人，他的行为常常在理性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米嘉的困境在于如何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他被指控杀害父亲，尽管他没有实施谋杀，但他内心对父亲的仇恨让他感到自己在道德上有罪。通过米嘉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了内心罪恶感与法律责任的区别，揭示了道德责任的复杂性：罪不仅仅是外在行为，还包括内心的道德动机与意图。我爱人类，但我对自己实在大惑不解：我越是爱整个人类，就越是不爱具体的人，即一个一个的人。我在梦想中常常满怀激情打算为人类献身，而且一旦有此必要，或许为了人们我真的敢于走向十字架；然而，我根据经验知道，要我跟什么人共处一室，我连两天也待不住。任何人只要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的个性就会压迫我的自尊心，妨碍我的自由。不出一昼夜，即便是最好的人也能令我憎恨：我会憎恨某甲进餐时间太长；我会憎恨某乙患感冒，不停地擤鼻涕。别人只要稍稍碰我一下，我就会视为仇敌。可事情偏偏总是这样子：我对具体的人越是憎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越是炽烈。” …… “……主要的是力戒作假，力戒一切弄虚作假，尤其要力戒向自己作假。您得提防这一点，每时每刻加以警惕。对此外，既不要嫌弃别人，也不要嫌弃自己。凡是您觉得自己内心存在什么要不得的想法，那么，您自己发现这一点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净化了。您还要力戒恐惧，虽然恐惧只是一切作假的后果。在爱的征途上永远不要害怕您自己的怯懦心理，甚至对您在这过程中的不良行为也不必怕得要命。……漂亮朋友 Bel-ami/Dear Friend - Guy de Maupassant.《漂亮朋友》（Bel-Ami）创作于1885年。小说主要通过主人公乔治·杜洛瓦（Georges Duroy）的发迹历程，讨论了野心与腐化、社会阶级的流动性、性别与权力的复杂关系、道德虚无主义与实用主义等课题。杜洛瓦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士兵，通过利用自己的魅力、机智和操纵女性情感，迅速攀升到巴黎的上流社会。这一角色集中体现了野心与腐化的双重性。他的成功并非依赖才智或道德，而是依赖于他对权力、金钱和性欲的敏锐感知和操纵能力。杜洛瓦的晋升道路充满了道德的沦丧和背叛，揭示了莫泊桑对19世纪末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批判。杜洛瓦的世界观反映了19世纪末法国社会的某种普遍趋势，即现代性的道德困境。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成为了主流，传统的道德与宗教信仰逐渐失去影响力。莫泊桑通过小说揭示了这一趋势的危险：当个体完全抛弃了内在的道德指南针，追求纯粹的功利与自我满足，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与堕落。（尼诺和杜洛瓦看来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体内逐渐产生一种美妙的快感，这种快感是热乎乎的，从他的腹部传到脑中，然后又传到四肢，并扩散到全身。他感到舒服极了，从生活到思想、从肉体到灵魂都舒服极了。他逐渐产生说话的愿望，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别人听他说话并得到别人的赞赏，像个微言大义的名人那样。 ... 他站在镜子前，凝视着自己的面容。那张脸庞英俊、魅力十足，充满了他所追求的所有特质——征服、权力、财富和女人。他意识到，世界是属于那些敢于伸手去拿的人，而他，乔治·杜洛瓦，将无所畏惧地抓住一切机会，无论是用魅力、谎言还是背叛。为了实现他的野心，任何手段都不过是通往成功的阶梯。 ——《漂亮朋友》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 Dickens Charles.《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由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于1861年创作。小说通过主人公皮普（Pip）的成长与社会冒险，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矛盾，尤其是财富和道德、个人野心与情感关系之间的冲突。《远大前程》最核心的主题之一是阶级流动与身份认同。皮普出生在社会底层，他通过一笔不明来历的财富得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然而他对上流社会的向往和对自己出身的鄙视使他陷入了深刻的身份焦虑。皮普的道德成长是小说的另一条核心线索。他最初因为财富带来的身份转变而变得傲慢无礼，尤其是在对待乔和毕迪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时，皮普的态度体现出一种道德堕落。他以为财富和地位可以赋予他新的道德准则，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贫穷和卑微，直到那一天我第一次走进萨提斯府，看到埃斯黛拉轻蔑地看着我的手，看着我的衣服。她的每一句话都刺痛了我，让我羞愧不已。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低微，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我渴望改变，渴望拥有像她那样的优雅和地位。 ——《远大前程》一个，没人，一百个 One, No On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 Pirandello Luigi.这本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没人，一百个》是1926年创作的小说。它通过主人公维特安吉洛·莫斯卡尔（Vitangelo Moscarda）的身份危机，探讨了自我认同、主观与客观现实的分裂、社会角色与个人本质、存在主义虚无等主题。小说开篇于一个平凡的场景：莫斯卡尔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的鼻子微微向一边歪斜。这一貌似无关紧要的发现，导致了主人公对自我认知的根本性怀疑，并开启了对他自身身份的深入探索。莫斯卡尔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意识到他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他的自我认知与外界对他的认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一意识成为了他身份危机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对自我本质的质疑。皮兰德娄在此揭示了自我认同的分裂：每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无数不同的形象投射。莫斯卡尔意识到，他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一百个我”，甚至“没人”。这一“百人”理论强调了自我认同的主观性与不稳定性。每个人根据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构建了无数个“自我”，但这些自我与真实的内在自我并不一致。换句话说，个人本质无法通过他人的眼光被全面理解，每个人在他人眼中都被碎片化了。皮兰德娄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现实是什么？ 在莫斯卡尔看来，现实不仅是主观的，也是相对的。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构建现实，而这些不同的视角和现实之间无法相互验证。每个人在他人的现实中，可能都是不同的个体。因此，小说提出了对绝对真理的怀疑，强调了现实的相对性和多样性。《一个，没人，一百个》还讨论了社会角色与个人本质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与异化。莫斯卡尔意识到，自己被社会角色所束缚，他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界赋予的，而非内在生成的。社会通过家庭、职业、关系等维度为个体赋予身份，而这种身份并不反映个体的真实本质。莫斯卡尔作为一个银行家、丈夫、朋友、商人，似乎在这些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然而，他逐渐发现，这些身份都是虚假的，无法揭示真正的自我。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在每个人眼中都是不同的样子。我以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形象，但实际上，我只是被无数他人看法分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我既是一个，也是否定的没有人，还是他们眼中的一百个不同的我。这一切使我感到虚无和绝望，因为我不再知道，真正的‘我’究竟是谁。 ——《一个，没人，一百个》冷漠时代 The Time of Indifference - Morabia Alberto.《冷漠时代》（The Time of Indifference），是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于1929年创作的小说。这部作品描写了意大利法西斯统治时期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道德、精神和社会解体，揭示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冷漠、无力感和堕落。通过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虚无主义生活的描写，莫拉维亚探讨了冷漠主义、道德腐化、阶级矛盾和人性虚无等复杂的主题。冷漠主义在小说中与道德虚无主义密切相关。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仰与热情，既没有任何明确的道德准则，也没有个人内在的价值追求。莫拉维亚通过这种情感的缺失和道德的堕落，揭示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这种冷漠并非偶然，它象征了一个被权力、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所统治的社会，个体在其中丧失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关怀。在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都像是生活在某种无形的隔离中。彼此的存在对对方无关紧要，他们所说的话、做的事都像是机械性的反应，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卡拉感到周围的一切都空洞无物，仿佛世界只剩下了外表的虚饰和内心的荒芜。无论他们争论什么、彼此伤害什么，似乎都无法真正打破这层冷漠的屏障。 ——《冷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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