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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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橙树】的评论“你们这班狗，设下了种种的方法，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来出卖给你们”。“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去了，妈妈也就跟着来了”。当把新女性和神女放在一起看，会发现30年代左翼电影在塑造女性困境时的重点，即“贫穷的母亲”这样一个身份与作为贫穷后果的“妓女”职业身份和女性对生活与个人理想追求之间的冲突。新女性更加细致地展现了一个追求独立的、“美貌”（这并非因为扮演者是阮玲玉而是电影强调的重点）的女作家、编曲者怎样被逼成“妓女”，耐人寻味的是电影对于多重“压迫”的力量的设置和其提供的对照组（李阿英的道路）。传媒报社、学校与商界是父权的具象化，在这几个相互勾连的场所（勾连的关键是金钱资本、富商通过投入更多资金而拉拢那位女校长），男性合作对韦明围追堵截（韦明对与富商结婚的拒绝使得其在学校被辞、报社预支钱款碰壁最终无法独立生存）。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力量”得以起到作用来自于电影对于韦明第一次寻求余海俦帮助（显然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形象）时候的模糊处理——韦明找余海俦借钱，但并未言明是为了孩子，而只是哭着说急用120块，我们不清楚余海俦是否说了些别的“我没有这么多钱”类似的话，总之韦明很快又说“我们去找经理”（预支稿费）。“苦情”得以发生的基础就在于这一段模糊的戏份，韦明如果不隐瞒孩子的存在是否就可以借到钱？（电影对这一隐瞒给出了惩罚性的后果，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在经历了全方位的耻辱后，余海俦听说是为了救孩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虽然穷但是找朋友凑一凑也不是不可以”。而在韦明处处碰壁的过程中，为何到了绝路关头（韦明痛苦地扯出笑容去做“奴隶”）时，余海俦和李阿英也完全是隐身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这部电影里最典型的行为是，余对韦说“你要跟李阿英”多接触，但在其他时候左翼是不行动吗？还是说电影对左翼行动的想象只有在工会讲课。（当然也可以说电影本身也是在表现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满）这部电影的逻辑硬伤展现的是对左翼与女性之能动性刻绘的双重偷懒。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描绘一个左翼完全没有行动力的社会环境如何全方面剥削一个具体的女性身体，那在这种“苦情”被渲染到极致之后，代表着左翼而升起的太阳也是机械而虚假的。极致的绝望之后是冉冉而升的希望，这个程式的问题，最糟糕的局面是2024年的《默杀》。观众愤怒地看着主人公进入绝境、痛苦同情，最后看着两个女性中存活下的那一个走向未来。（韦明离开了，李阿英代表且引领着新女性继续前行）。先写到这里。这个电影自然是左翼的、女性主义的，它展现了女性复杂的困境，但对这种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却暴露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思考女性解放问题时的症状。王太太、韦明、李阿英，电影有意识地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韦明是其中间人。（在李阿英用力量打退富商的部分，三者在服饰上颇有意味地分别是旗袍、旗袍与短衫裤子的搭配。）是不是韦明成为李阿英，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解决？李阿英会遇到性骚扰吗？会遇到婚姻的难题吗？她如何对待恋爱和孩子？她的“独立”是自然而然的吗？李阿英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还是更喜欢神女。一部分原因是这部电影里对“妓女”的屈辱的奴隶位置的表达，阿阮在神女里对“妓女”身份的不卑不亢和一年之后在新女性里称“妓女”为“奴隶”时的愤怒屈辱构成了非常有意味的对比，以及影片即便做一夜“妓女”也不愿嫁入富商豪门的选择设置也都有许多的讨论空间。如果说神女在一次次绝望中让我看到一个瘦弱的女性凭借自己的智慧生存的可能（虽然入狱，然而还是抱有希望），新女性却因为某种我还无法准确表达出的暧昧意识形态拿掉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