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玛丽的婴儿 Rosemary's Baby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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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被嫌弃的天妇罗】的评论 “Rosemary”意指“迷迭香”。传说中，圣母玛利亚带着圣婴耶稣逃亡埃及的途中，曾将自己的蓝色罩袍挂在一株迷迭香上，从此迷迭香从传说中的白色变为现实中的蓝色，并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圣母玛利亚的玫瑰”。而在《罗斯玛丽的婴儿》中，女主角Rosemary，也就是“迷迭香”，也带着未出世婴儿“逃亡”，不过与圣母不同的是，它的婴儿并非高洁的圣婴，而是撒旦的子嗣，是恶魔的梦魇。在电影上映的1968年，如此设计情节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它颠覆了传统西方生育观念中有关神圣、高洁的宗教架构，并在最后为其赋予“恶魔崇拜”的狂热情绪。此刻，它便不再是一部纯粹以“惊悚”为目的的恐怖电影，而演化为对当时“上帝已死”的时代环境的一次映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对于“信仰崩塌”的真正恐慌，并开启了之后十几年席卷西方文化世界的邪典与疯狂。《罗斯玛丽的婴儿》是一部完成度相当高的电影，不论是在叙事手法、影像技巧或是主题表达上，波兰斯基都将其打磨成极其锐利的形状，直刺当时观众脆弱的内心世界。在我看来，《罗斯玛丽的婴儿》之所以能够让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方面归功于波兰斯基开创性地将“生育子嗣”与“恶魔崇拜”共同联系造就的狂热情绪，另一方面则是对影片整体“现实氛围”的控制。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恐怖电影截然不同，《罗斯玛丽的婴儿》全片都以一个极其平稳的模式推进故事，没有震撼的视觉奇观，也没有令人不适的惊吓情节，而是从日常角度出发，讲述母亲罗斯玛丽如何一步步落入圈套，最终无法自拔的可悲故事。我们能够在电影中看到罗斯玛丽备孕期以及怀孕后的各种日常情节和生活中的各种琐碎小事，波兰斯基显然是从真实的生活细节着手，赋予其“诡异的生命力”，并将它们重组以营造出一种真实性极强，甚至可以说是写实的恐怖感。影片在镜头技法上也遵循这一逻辑，全片都采用固定镜头或是稳定的运动镜头，利用框式构图，环境中的光影具象化人物情绪和处境，而不是利用超自然奇观或是张扬激烈的镜头剪辑和运动模式，即便是罗斯玛丽的逃亡时刻，导演也在规避镜头的情绪化，而是用写实的手持摄影记录。至于影片中最具超自然色彩的梦境叙事，导演则是采用了曝光滤镜，并让梦境画面与现实生活中的声音进行错位剪辑，还在其中加入许多现实生活中的元素，例如提着行李箱的教皇，或是代表天主教的肯尼迪夫妇，在保证“虚幻感”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久而久之，便也将观众拖入亦真亦假的矛盾漩涡和恐惧涡流中。观众与罗斯玛丽一样，都被波兰斯基在影片前中期营造的现实色彩欺骗和诱导，直到最后才感受到影片本身的超自然色彩和恐惧。《罗斯玛丽的婴儿》与其说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段横亘在观众眼前的现实，它向观众展示罗斯玛丽的真实世界逐渐被操纵，内心世界逐渐分崩离析的全过程，并通过最后的情节将恐惧辐射到观众所处现实中的四面八方，完成虚幻的入侵。因此，此片虽然没有一惊一乍的惊悚情节，却依然能够使其在脱离电影后感到窒息以及不断蔓延的焦虑。《罗斯玛丽的婴儿》也成为“心理惊悚”领域中难以逾越的一座丰碑。不过谈论起本片，影迷们除去对影片中极具创意的技法津津乐道，更多也会谈论起本片与现实世界中，尤其是导演波兰斯基和主演米娅·法罗本人生活的互文。前者成为极端宗教主义的受害者，而后者则深陷与前夫的种种恩怨和亲子监护权的争议。影片对现实的入侵不止体现在观众情绪上，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畸变了真实世界，使它朝一种诡异的方向延伸，这也是为什么《罗斯玛丽的婴儿》即便已经问世五十余年，其恐惧效应依然的原因。在影片中，波兰斯基特地设计了一段罗斯玛丽拿起时代杂志，封面上赫然印刷着“Is God Dead?（上帝死了吗？）”的标题的情节。这段情节不仅是影片对当时“信仰崩塌”社会大环境的交代，也是一次深入，此时，电影中探讨的恶魔崇拜、狂热思潮乃至神秘主义对代表社会未来的下一代，即生育行为的入侵都变得更加鲜活，甚至在影片下映后依然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影响了一位又一位创作者。《罗斯玛丽的婴儿》在当时民众普遍信仰崩塌的文化大环境下激起“恶魔焦虑”，五年后问世的经典恐怖电影《驱魔人》将它不断延伸，并在八年后的《凶兆》中达到高峰。《凶兆》中，恶魔的子嗣最终被美国总统夫妇收养，这个情节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三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儿童”这一意象，《罗斯玛丽的婴儿》中是刚刚出生的婴儿，而后面两部电影则是女孩与男孩。在影片里，它们或是恶魔本身，或者是恶魔的载体，本应是社会伦理之下诞生的他们却成为超越现实的恐惧，其在根本意义上是对“人类存续”这一行为的瓦解，也是在信仰崩塌环境下的焦虑的最直接体现：我们的下一代会被恶魔入侵，会变成恶魔。此类焦虑或是演化成虚无感，演变成嬉皮士运动中的迷茫的核心；抑或是激发原教旨主义等保守派的狂热情绪，转而演变成一种对天主教等传统教义极端崇拜，甚至成为20世纪的“猎巫运动”。不论是哪一种，其本质都是人类心灵的异化，是现实世界的扭曲。此刻，现实世界不仅成为恐怖电影创作的载体，也成为恐怖电影本身，许多本应只停留在恐怖电影中的情节也开始在现实世界中上演，不过在影视创作中，它们是人类化的妖魔；而在现实生活里，他们是妖魔化的人类。恐怖电影与现实世界形成一种奇妙的呼应，进而引起观众最强烈的情感共鸣。《罗斯玛丽的婴儿》对现实的检视远不止有“恶魔崇拜”，当我们回到影片文本本身，亦能发现波兰斯基再利用超自然色彩修饰现实中的“生育恐惧”，并溯源到母亲角色——罗斯玛丽身上。如前文所述，罗斯玛丽的名字还有另一个含义——迷迭香，一种带有独特芳香的蓝色花朵，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宗教涵义，常被称为“圣母玛利亚之花”，波兰斯基以“迷迭香”命名主人公的用意不言而喻。而迷迭香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即“爱情”、“忠贞”和“友谊”也成为我解读影片，理解罗斯玛丽，并感受导演通过她辐射到现实生活中的恐惧的三个要素。爱情主要体现在罗斯玛丽和丈夫凯的关系上。影片开始，两者便一起出场，之后凯也一直是一位主要角色。波兰斯基将他设计为一名底层演员，而在影片最开始时罗斯玛丽也曾向其他人夸耀过丈夫作为“演员”的事实，并且特地安排了一段她在电视机前等待有丈夫出境的广告情节。初看两者之间的爱是相当浪漫且坚贞不渝的，可情节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丈夫凯为了演艺事业主动献祭妻子罗斯玛丽，让她被撒旦迷奸并怀上孩子；当罗斯玛丽生下孩子，丈夫又诓骗她孩子难产而死，在罗斯玛丽得知真相后，又以“我们可以再生一个”的借口安慰她。在丈夫身上，我们看不见一个作为爱情主体，当事人应该有的责任心和归属感，他的眼中似乎只有事业和功名；反观罗斯玛丽，她被塑造成一位温柔体贴、万事都要依着丈夫的妻子，不过她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恰恰相反，她是一位极其敏感的人，波兰斯基特地为她设计了一些“自言自语”等真实的小习惯，可在丈夫身边时，这些小习惯就都被隐藏，使她变得更像一个附属品，被丈夫当作修饰美好家庭的“形容词”。与此同时，波兰斯基也不断利用视觉表达二者之间的不对等，在片中出现二人同框戏份时，即便两人同处一个景别，丈夫也始终占据主要的视觉重心，而罗斯玛丽则被不断压缩，这种视觉意义上的压迫同样也会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增强。波兰斯基用情节和视觉的双重设计表达罗斯玛丽在爱情生活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她并非爱情中的平等个体，而是一个“服务生”，她需要做的就是为丈夫提供情绪价值和肉体愉悦，除此之外便只要学会隐忍与服从。爱情对于罗斯玛丽来说，更像一个牢笼，它由源自女性的道德感和男性的压力共同修建而成，影片也极其擅长利用各种框式构图将“牢笼”的意象视觉化，它不仅是暗示罗斯玛丽正在陷入邪教徒的阴谋，也是指出她早已落入爱情桎梏。罗斯玛丽的女性形象实际上便是当时大环境中白人家庭的一个缩影：丈夫是家庭外侧，妻子是内侧。两者同样都是延续家庭的总要主体，深处内侧的女性却常常被掩藏，沦为外侧丈夫的附属品，在爱情生活中，该位置关系依然成立。女性常常被要求束缚自己，无条件依附于男性，而男性却可以依靠先天优势压迫女性，甚至将她们视作一种“可消耗品”，进而把她们当成提升自身的工具，正如影片中凯献祭罗斯玛丽的行为。凯本身并无才华，却靠献祭罗斯玛丽获得了不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是底层男性欲望的暗影，也是男性丑陋手段的集中体现，为了名誉、金钱，他们可以牺牲女人，即便是妻子也在所不辞。显而易见，象征爱情之花的迷迭香并没能享受到爱情甘霖，反而深陷其制造的困境，这也是现实世界中女性困境的另一种侧写。男性利用女性已达成某种目的；而女性却始终无法认清另一方的目的，直至彻底失去自我。这让我联想起《闪灵》中的女主，两者面临的困境具有同一性，且最后完成破局的方式也都是寄托于另一种女性独有的情绪——母性。可在《闪灵》中，主人公依靠母性拿起棒球棍反抗，但在《罗斯玛丽的婴儿》中，母性却是邪教徒精心设计的又一个陷阱，它是将罗斯玛丽彻底囚禁的永恒。Rosemary的第二含义——忠贞，在影片中主要表现为罗斯玛丽的教徒身份。电影前期，不止一次提到罗斯玛丽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波兰斯基还将现实生活中天主教皇在1965年访问美国的历史事件运用到影片的虚构叙事中，使虚构和现实互相交融，并进一步强化宗教对罗斯玛丽施加的无形力量。在影片中，罗斯玛丽对宗教的忠贞主要体现在两段戏。一段是罗斯玛丽与丈夫应邀与邻居共进晚餐时，邻居们有关丑化天主教皇的讨论引起她的不适，在该段情节中，导演还特地设计其中一位角色罗曼，也就是恶魔崇拜者讲出：“你不需要尊重他（教皇），因为他假装自己是圣洁的”，该情节相当令人玩味，其不仅是对当时大环境的标记，也是导演本人在对宗教提出指摘；而在另一段戏，也就是著名的罗斯玛丽梦境戏中，宗教的元素再一次出现：罗斯玛丽在梦中被撒旦玷污时，她祈求教皇原谅，并亲吻了教皇的戒指。在该段戏份之后，罗斯玛丽改变发型，从原先代表纯真的金色卷发转变为受难意味浓厚的短发，发型的改变即是罗斯玛丽对自己背叛上帝，与恶魔媾和的惩罚。两段戏份既能体现出罗斯玛丽对天主教的忠贞与虔诚，也能够侧面暗示宗教对人性的压迫。天主教教义中，存在不能堕胎一说，而历史上有关“堕胎权”的争论也一直是教徒与非教徒争执的核心点。堕胎在影片中也有被提及，罗斯玛丽在感到腹部疼痛时，向丈夫哭诉：不想失去孩子。一方面，她出于母亲的天性想要保护孩子；另一方面，她也是在以一个教徒的身份守护尊严。两段戏份结合，便能够看到影片所展现的不仅是邪教徒对人心的操纵，同样也有正统教派对人性的压抑。正是在两种心灵力量的共同拉扯下，忠贞的罗斯玛丽才会不断挣扎，最后陷入歇斯底里的矛盾局面。而在“友谊”层面，也是影片着重描绘的部分。波兰斯基为罗斯玛丽设计了三段友谊，第一段是与儿童文学作家翰斯，他代表着友谊层面中的美好力量；第二段则是与特里萨吉佛里，她是导演的进行希区柯克式悬念叙事的工具，也是邪教徒对人性迫害的证明；第三段则是与邻居，也就是将罗斯玛丽拖入深渊的卡斯维夫妇的邻里友谊。三段友谊极富象征性，第一段代表美好的挚交，第二段则是陌生的相遇，第三段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邻里。波兰斯基正式利用友谊的日常化包裹恐惧，使观众被日常性中的未知统摄，进而产生震颤的心理崩溃，罗斯玛丽也是如此。在影片中，代表挚交的翰斯对邪教、巫术等概念具有一定认知，曾想帮助罗斯玛丽，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是友谊的正向力量，是一种纯粹的美好。但是，这份美好很快便被代表邪教徒的卡斯维夫妇侵蚀，他们组织巫师团体咒杀了翰斯，罗斯玛丽的丈夫甚至也是帮凶之一。友谊中美好的一面崩溃，取而代之的则是邪恶的利用，与此同时，将友谊的社交概念进行延伸。卡斯维夫妇控制着罗斯玛丽作为一名孕妇身边的一切——医生、丈夫、邻居，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社会层面的压迫，使罗斯玛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它们通过侵蚀和剥除罗斯玛丽“友谊”的手段渗透进她的生活，使其成为献给撒旦的“子宫”。这一情节也隐喻了社会集体对女性个性影响，它们在无形中造成一种压力。在电影中，罗斯玛丽在电话亭的封闭空间中求援时，波兰斯基特地设计了让一个陌生人来到电话亭门口，罗斯玛丽被惊吓的戏剧桥段。该段落塑造了两种封闭，一种是电话亭中物理意义上的封闭，另一种便是来自他者的压力封闭。两种封闭便是对当时罗斯玛丽所处的社交环境的一个直接描写，它们共同囚禁罗斯玛丽，使她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因此，友谊在此片中代表着也不止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联系，而更像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型结构，罗斯玛丽作为一名全职母亲，正是在此种结构中一步步迷失。爱情的失衡、教义的压迫、友谊的侵害共同构成邪教徒侵入罗斯玛丽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空缺，使本来代表美好祝福和浪漫情感的“迷迭香”变化成噩梦，而在噩梦的终焉，波兰斯基并没有让它停留于空虚的恐惧，而是定格在罗斯玛丽第一次见到孩子后，充满母性的笑容中。这让影片从日常的恐惧中超脱出来，成为横亘在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绝望。影片是一个开放结局，但其内在无疑是一个悲剧，罗斯玛丽不愿放弃自己的孩子，最终成为撒旦之妻，恶灵之母；罗斯玛丽放弃自己的孩子，那她此前受到的种种折磨以及表现出来的偏执与歇斯底里无疑是虚无的挣扎，本质上是徒劳。两者虽然存在于两个极端，内在却又紧密相连，即女性本身的生育困境，也是前文提到的“生育恐怖”。生育恐怖在医学上近似于“怀孕恐惧症”，即女性在怀孕前后对怀孕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的影响的恐惧与担忧；在影片中，生育恐怖则被转化成来自罗斯玛丽身边的压力与控制。某种意义上，剥离影片的超自然属性，此片中的生育恐惧依然能够成立。爱情失衡造成她感情生活的困境；教义压迫压缩其精神世界；而影片中的邻居，或是邪教徒即是切断其社会联系，将她彻底从社会中剥离的压力，这无疑就是一个宗教家庭中的主妇困境，也是现代女性正在遭受的恐慌之一。《罗斯玛丽的婴儿》与波兰斯基的另外两部恐怖电影《冷血惊魂》、《怪房客》共同组成了极富盛名“心理惊悚三部曲”。在三部电影中，都能够看见波兰斯基本人对于恐怖片之外现实恐慌的思考与指摘，其反应的不仅是创作者的潜意识，更是时代恐惧，当他以影像方式解构恐惧之时，作为观众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中释放出的无穷压力，并为之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