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上海8.3

用户评价

• 来自网友【小袁同学】的评论 关于中国第二代导演程步高的作品，更多人所知道的是《春蚕》和《狂流》，后者虽然流失，但是仍旧常被研究影史者提及。但是程步高还有一部作品《新旧上海》，鲜有人谈，我个人而言，反而会喜欢《新旧上海》多一些。《春蚕》和《狂流》是非常典型的左翼电影，即硬性电影，说教味很浓，对农民生活的表现也都在话剧的框里，很不生活化，也不亲切。但是《新旧上海》却抛开了左翼创作思想的框架，某种意义上讲，它跳脱出了当时的时代局限。同类型片子《乌鸦与麻雀》更为人所知，但是《新旧上海》却比《乌鸦与麻雀》早了十三年问世，可以说，此片标志着程步高导演艺术的一次重大飞跃。《新旧上海》上映于1936年，此时距离日本占领东北已经有五年时间。上海这座城市在1932年经历了“一二八淞沪会战”，虽然战争结果以日本人签订停战协议而告终，但是这四年来日本人对这座被世人称为“东方小巴黎”的魔都一直虎视眈眈。在娱乐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因为各方政治势力盘旋，硝烟味也是不言而喻。而1936年，正是日本将要发动全面侵华的前一年，国民政府由于“三座大山”的挤压早已不堪重负，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片萧条。程步高没有再聚焦农村，这次把目光转向了城市，为我们展示了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底层人民都是朝不保夕的。无产阶级生态濒临崩溃民国建立对老百姓来说本来是从帝制的压榨中解放了出来，可是事与愿违，资本主义取代了帝制，可是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尤其是政府无法自立自强的情况之下，各方势力混杂，整个资本市场动荡不安，资本家对底层社会的剥削也因此加剧，失业率大增。导演用一座弄堂楼把整个底层社会的不同面貌和身份所表现了出来，有小学教员、纱厂职工、推销员、舞女、司机、二房东六种人。这些人从阶级上来划分，都属于无产阶级，但他们所面对的境况和所承受的压力却各不相同。二房东是个老太太，成天在客堂里坐着，因为租客们要出去无不经过这里。老太太已经做二房东已久，她很会观察这些客人的作息习惯，稍有异样，她就知道，此人工作出现了问题，可能交不上房租来，便赶紧想方设法索取房租。老太太虽然一人生活，可也不省心，儿子是个赌徒，女儿嫁的也是个穷人，二人时常来找老太太要钱。范先生是个木器推销员，但是市面不景气，木器店也没有客人买。他的生活薪水又全靠抽成，每天虽然四处跑着招揽客人，但是颗粒无收。与此同时，他还得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妻子和怀抱里的小儿子经常生病，可是无钱可看，同时房租也催得紧，毫无出路可言。可以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穷人得病是得不起的，可是居住环境那么差，又怎么会不得病？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小学教员陈老师已经三个月没开工资了，他不得不努力写稿子给报馆投，希望能够赚取外快，把房租先交了。两个舞女分别是孙小姐和俞小姐，二人虽然有收入，但也大不如前了。客人们自己都难以为生，更没有钱到跳舞房消遣。只有从前的老顾客贪恋着她们的美色，平时会资助些钱来。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是相较而言，靠出卖色相赚钱还是来得容易一些。司机唐根泰也面临着工作被辞退的问题，他的东家由于应酬越来越少，打算将三个司机裁掉两个。他和老婆不得不挤在这座弄堂楼中最小的亭子间作息。唐根泰一家人本来是这些人中最穷的，可是因为他有份工作，还有稳定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在这帮人中此刻看来还算是好的，因此得意不少。纱厂职员袁先生和妻子是这些人中最有意思的，本来他们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全片的主线就集中在这对夫妻身上，但由于纱厂关门，袁先生一时失业，没有了薪水，整日游荡在街头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虽然这栋楼里的六户人家都属于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也有地位上的不同。如果说房东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二房东则是资产阶级的附庸，说得严重些是资本家的帮凶。她依靠替房东收取房租从中赚取差价度日，性质上也属于剥削别人，当然，如果一旦租客无法交付房租，她就要承担这笔费用。这样的身份显得要比普通无产阶级更可悲一些。于是乎，这位二房东老太太成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谁家有钱了，谁家没钱了，然后决定催不催账。可以说，导演很全面将整个无产阶级的生态表现了出来，尤其是二房东的角色设计，弥补了对底层人民的简单刻画。这个角色深刻地反映了底层生态中有那么一些人心存侥幸，不去团结阶级同温层，而是沦为资本家的走狗，同样向同温层压榨索取。可是，无论这六个人生活如何不同，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灾难，就是在上层资本家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的生活现状随时可能崩溃，沦落街头乞讨。只有团结才能止损导演对纱厂职员袁先生夫妻二人刻画最为细致，也是本片的主线。他在整个底层阶级中地位是比普通劳苦大众要高一点的，至少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因此，他混迹在同温层中有十足的优越感。不过，这种优越感只是他给自己营造的幻象而已。每天虽然西装革履上班，可是工资收入以及遭人剥削的现状与其他人别无二致，为了那一点优越感，他需要营造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假象。在袁先生丢工作之后，他为了维护自己在这帮穷鬼中体面人的身份面貌，想方设法来制造这种假象。经济已经拮据到入不敷出，甚至都还不起债，交不起房租，可是他不能让别人看出他是个失业的落魄者。袁先生以前每天一杯牛奶，现在如果断了，一定会被人瞧出自己的贫穷，因此，他仍旧强挤着腰包，掏钱维持每天一杯牛奶的供应。除此之外，他不得不每天装成上班，早出晚归，一整天在外面坐茶馆度日，还得交付茶钱。妻子也为了维护这种形象，刻意给自己烫了头，还在端午节给邻居们送礼，出手阔绰，显得自己在经济萧条之下，并不贫穷。袁先生的谎言很快被拆穿了，二房东女儿在纱厂工作，来找二房东要钱时，二房东才知道，纱厂早就关门了。袁先生在二房东面前自然局促不安，满脸通红。为了维持生活，袁先生不得已把自己的皮袍子、皮大衣以及老婆的皮斗篷先后当掉。这种拮据的生活立刻有了转机，命运给他们开了个玩笑，妻子买的航空奖券中奖了，奖金不菲。此时纱厂要开工，打算让袁先生回到工作岗位，结果袁先生此时中了大奖，萌生辞退之心。可谁知道，这笔横财转眼成空，他们存钱的私人钱庄的老板携款潜逃。在这六个人中袁先生夫妻二人因为被横财光顾了一次，再加上袁先生本人工作也有了指望，算是生活转变比较好的。其他人可就差了，其中最艰难的是推销员一家，孩子眼看高烧不退，因为无钱看病，只能眼巴巴看着。袁先生于心不忍，借钱给了他们一家。二房东平时尖酸刻薄，在结局时不争气的儿子偷自行车被逮，也是袁先生花钱赎回。导演在将底层社会穷苦艰辛表现的同时，亦不忘为无产阶级找出路，袁先生的自我奉献恰恰是表明了只有团结才能止损，只有同温层互相取暖才能同上层阶级抗衡。程步高非“左联”成员，因此观点不那么激进，再加上当局审查的严格，收尾是非常含蓄的。如果夏衍来编剧的话，可能是这帮人最终走入了革命的洪流。资本主义的社会充满着剥削和压迫，尤其是进入到动荡不安的周期点时，失业问题会问候每一个底层人民，从而导致他们朝不保夕的宿命。如何才能突破这种宿命，显然只有“团结”二字，“革命”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