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魔-第0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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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綠】的评论本文参照Dave Mockaitis的The Sandman and Psychoanalysis以及Rodney Sharkey的‘Being’ Decentered inSandman: History, Dreams, Gender, and the ‘Prince of Metaphor and Allusion’0.导言现在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无论电影学者是否接受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立场，人们仍然必须正视这一理论。盖曼运用了对世界神话、艺术史和流行文化的丰富知识，创作了《独立报》的查尔斯·默里所说的“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与许多其它艺术作品一样，《睡魔》吸引人们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很好的运用了对世界的观念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尽管艺术和意识形态总是以某种方式交织在一起，但将所有艺术解读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实际例证会消除艺术挑战当代关于生活和现实的假设的能力，为了理解试图超越技术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艺术，我们需要更严格的解构主义文化艺术批评理论。对这个故事的详细精神分析揭示了许多窥视性自恋（自我力比多的作用）的例子，这种形式的自恋与弗洛伊德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或拉康的想象界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人的主体性形成之前的状态，被理解为一个未失落的黄金时代，充盈而完满，就像吃下智慧之果前的亚当与夏娃，德里达称之为“存在的形而上学”。1.故事，以父之名“故事”这个概念在《睡魔》中至关重要。在本系列的早期，我们会了解到一些角色和情节，强调故事和叙事对个体的重要性。例如，《等待世界末日》中的女服务员贝蒂在餐厅里倒咖啡时，脑中想象着所有的顾客的故事。在《卡利俄佩》中，同名女主人公的入狱是为绑架她的人提供故事所要付出的代价。《世界尽头的客栈》系列中的故事强调口头讲述作为一种社会纽带。 此外，在《沙中故事》中，父系部落仪式将故事从男性传递给男性，强调了讲故事的仪式，超出了具体故事的内容价值。这里更重要的是当故事从父亲传给儿子时维持家族世系的讲述的条件。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在谈到卡什纳瓦印第安人的讲故事传统时指出，“叙述者有资格讲故事的权力只来自于他亲耳听到了这个故事的事实。当前的叙述者只需通过聆听就可以获得相同的权威。据称，这种叙述是忠实的传承，并且‘永远’被这样讲述下去”。关于父权权力的口头故事也是如此，它们被宣布是“永恒”的——至少看上去是没有尽头的 在《沙中故事》中，讲述了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以及一个女人对她的人民的责任的故事，确切的来说就是墨菲斯和娜达（Nada，意为虚无），这个故事关乎爱、责任和父权复仇。睡魔系列的结尾讲述的是睡眠、厌女症和转变。最后，梦的守护者墨菲斯居然感到非常疲惫，他厌倦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厌倦了自己在这场的游戏中的位置，用雅克·拉康的话说，这个游戏建基于于他成为“父亲的法则”，或者更简单地说，“律法”。在拉康对梦与欲望的探索中，“律法”、“父之名”、“大他者”和“菲勒斯”(Phallus)是想象与象征复杂关系所构成的系统（或系统们）内权威中心的不同名称。这些能指作为拉康语言无意识理论的支点，有助于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赋予意义。例如，拉康认为，爱母亲的小男孩试图找到她的欲望，所以成为母亲的菲勒斯。在这个表述中，“菲勒斯”是满足母亲欲望的理想物体，而不是物质的“阳具”。尽管如此，菲勒斯的概念与“父之名”产生的权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之名”代表了阉割的威胁，占据着主人能指的角色。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我们必须通过父之名认识到从历史的早期开始就将他的形象与法律的形象联系起来的符号功能的存在”。对于拉康来说，父权权力被带有阉割威胁的禁止的象征和（或）能指所代表。 在《睡魔》中，我们看到梦在视觉小说的虚构异质世界中被定位为潜在的父权权威，然而，墨菲斯态度霸道，是彻头彻尾的厌女症——他有“父之名”的权威，但他不知何故同时性别多元化。出于这个原因，《睡魔》成功地构建了两性关系的现实图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常常会诱捕和残酷的对待女性，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少数女性从这种话语中获得某种形式的解放。它能够通过在两个层面或两个世界，即物理层面和梦境层面之间交替来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但最终这两个平面都不是原始的、中心的权威形式的所在地。
  在《睡魔》的异世界中，梦的世界产生了一系列的位移，乍一看，这些位移似乎是线性的、按时间顺序的，但它们总是会反射到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中心的概念被无休止地移位为一种矛盾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排除了单一性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原始权威的空间。换句话说，睡魔通过质疑故事、叙事和梦的概念，成功地挑战了父权话语及其孕育的叙事，从而“玩弄”或“亵渎”了男性权威的中心地位。漫画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文化文本，与这种对父权权威象征的解构方法相结合后，人们可以通过它检验和质疑德里达和拉康在语言的意指过程及其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关系方面的差异。为了解释清楚这些过程，有必要确定在《睡魔》中，关于上帝、历史和故事的传统观念。
  除了弗洛伊德对梦的评估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德里达在《力量与意味》中所提到的 “意义必须等待被说出或写下，才能存在于其自身之中，并通过与自身不同而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意义”。 由于这种延迟到达的结果，德里达认为“中心不是中心”。 通过将弗洛伊德的梦理论与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联系起来，就有可能阐明睡魔的许多不同寻常之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利用弗洛伊德对梦的解读，而非回到俄狄浦斯的原点，相反，它是将梦想象为一种差异性话语的形式。雅克·拉康的批判仍然基于“父之名”或“菲勒斯”的超验能指。对于拉康来说，“人无法以达到完满为目标，而他在行使其功能时注定要进行的（能指链）的位移和的缩合则指示出他作为主体与能指的关系”。另一方面，德里达将所有的意指实践视为延异和意义过程链条中的环节：一个不会闭合的过程，因为它没有超越的或中心的能指。通过对弗洛伊德的德里达式处理来解读梦，让我们能够感知到西苏（Hélène Cixous）所说的“女性写作实践”的重要痕迹。然而，为了为拉康关于人类经验植根于父权话语的信念提供替代方案，首先有必要确定是否存在一个主要的处于睡魔象征秩序中心的父权形象。在这方面，德里达和拉康都从社会和历史角度认识到，最终的社会（也是最典型的）超越性菲勒斯是上帝的观念，是构建男性话语秩序的符号，象征秩序通过男性话语秩序发挥作用。2.神与二元论《睡魔》中是否有“上帝”的存在？ 显然有，但也没有。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唯一神在睡魔的世界中掌管一切，那么祂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世界信仰的犹太-基督教神格： “太一”或“造物主”。他把保护标记放在该隐的头上，并派路西法·晨星、雷米尔和杜马来监管地狱。他责罚路西法觊觎天堂，并派遣天使向墨菲斯传达有关恢复地狱对于平衡是必要的消息。不管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他肯定是一种二元思想的产物，其影响力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在《她翅膀的声音》中，死亡让梦神想起了他的职能，即抵消人类对死亡不可避免的恐惧，从而将梦与死亡进行对比，他们的弟弟毁灭（Destruction）也提到了“硬币有两个面”。这位造物主的另一个显着特征是不干涉主义，自由意志的运用在《睡魔》中随处可见，甚至对于墨菲斯本人来说，这些选择也是巨大的焦虑催化剂。 在《睡魔》的故事开始之前，毁灭就已经放弃了他的职责，而在故事中路西法则走向了地狱。
  然而，将这个“造物主”视为统治一切的一神论上帝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死亡，即使在她提醒墨菲斯他在事物秩序中的角色之后，仍将地狱称之为“梦之国最理想的所在地”，这表明地狱能作为心理的体现，因此具有象征意义。 在《迷雾季节》中，小潘恩反复出现在的地狱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是一条学校里的走廊，其中总是伴随着一些“悲伤、孤独和可怕”的东西。 他最后得出结论：“我认为地狱是一种伴随你的东西，而不是你所要去的地方”。因此，尽管在《地狱的希望》中，路西法告诉墨菲斯地狱的力量依赖于梦境（因为梦境允许恶魔梦想天堂），但路西法仍然离开了地狱，因此天堂与地狱之间二元关系的必要性受到了挑战。 毁灭也离开了无尽家族，他们坚信，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人类的毁灭将继续有增无减。
  对于墨菲斯来说，这两种自愿的离开都加强了梦在事物秩序中的作用，并且与秩序一样，责任也随之而来。因此，墨菲斯沉思于责任和无休无止的规则。 墨菲斯甚至告诉雷米尔，他看不到地狱的意义，这一结论强调了他对二元关系的信念，以及尽管不相信权力结构但仍维持权力结构的矛盾倾向。在这方面，墨菲斯与谵妄（Delirium）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谵妄是她自己多元话语和功能的“情妇”和主体，没有任何责任感。墨菲斯肩负着维持一个与拉康所说的“象征秩序”非常相似的宇宙的责任。结果，他对他明知虚幻的二元世界表现出忠诚，甚至似乎相信一种超验的希望标志的存在。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当他周围的其他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责任时，他却仍然对自己的责任如此有信心。然后我们可以突然意识到《白鸦议会》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故事中，马太问亚伯所有这些圣经中的东西到底多真实，亚伯回答说这些事真的发生过，但“不是在地球上”。换句话说，宗教存在于梦中，梦里有神。乍一看，亚伯的暗示似乎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对称性。尽管《睡魔》中有一个神圣的造物主（在整个故事中故意不称其为“神”），但梦才是人类超越性期望的中心和所在地，故而也是宗教价值观的中心和所在地。 因此，在《睡魔》中，造物主以绝对的自由意志塑造了人类，而地狱只不过是良心产生的罪恶感的产物（这也就是路西法最终意识到他不再需要在地狱统治的原因）。 罪孽、拯救和救赎的概念是“梦想的基础”，它们起源于梦。在“梦境时刻”，上帝的概念必须从梦中产生。墨菲斯本人在《不完美主人》中告诉我们，“梦境世界、梦境时间、潜意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都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样”。因此，上帝也是他的一部分。在《睡魔》中，盖曼创造了“上帝”的二元概念，其中身体和精神是互补和共生的。墨菲斯并不负责“在时间之前的黑暗中”创造人类，但他是他们愿望的源泉。造物主创造而墨菲斯以梦的形式赋予造物以意义。在《猿猴、机器人和女性：自然的重塑》中，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二元对立或二元论推动了西方认识论（通常称为形而上学）通向特定的结果： “二元对立”对于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阶级、动物的统治逻辑和实践都是系统性的——简而言之，对所有被构成为“他者”的统治，其任务是映照自身。 这些二元论中最主要的是自我与他者、心灵与身体、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文明与原始、现实与表象、整体与部分、主动与被动、真理与幻象、上帝与人。在这样的范式中，造物主和墨菲斯将代表“现实/想象”和“本体论/认识论”，或者以更简化的形式，“肉体/思想”。
  当我们把注意集中到墨菲斯的家族时会发现，造物主和墨菲斯并不是唯一存在这种二元论或二元互补性的，正如上面的梦与死亡对话所说明的，几乎任意两个无尽家族成员（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所有）都可以彼此形成一组二元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我认同的二元论。事实上，无尽的万神殿中还有其他神一样的人物，这一事实一开始并没有扰乱形而上学等式的平衡。在形而上学中，这些关系保持着二元结构，其中“有限”与“永恒”（无尽）以“神”和“人”的形式形成对比。这些形象代表着非人类的无限领域，强化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普遍逻辑，其中意义是通过定义人类现实的完美世界的形式赋予的。雅克·德里达在《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写道： 不借助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想去动摇形而上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任何外在于这段历史的语言（句法或词汇），我们所提出的任何一个解构性命题，都必须融入到其所要争论的内容的形式、逻辑和隐含假设中（即“范式”或范畴）。3.没有中心乍一看，《睡魔》中的神和中心的概念也是如此。神话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的，通过诉诸支配和组织我们象征现实的思想，为所有人类欲望提供解释和意义。在制定睡魔的神话领域时，盖曼创造了一个可以呈指数级增长的形而上学宇宙。简单来说，人类需要一个或多个神来表达和发挥作用，并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入不断的欲望投射，这样，人与神之间的形而上关系就变成了相互的、无限的。然而，德里达提出了一种挑战形而上学普遍性的策略在于将所有这些旧概念保留在经验发现的范围内，同时时不时地谴责它们的局限性，将它们视为仍然可以使用的工具。他们不再具有任何真实价值，它们的相对功效被利用，它们被用来摧毁它们所属的旧装置，而它们本身就是旧装置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方法——德里达称之为“拼装”（按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可以说，尽管盖曼采用了神话的架构，但他也为他的神话家庭注入了力比多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将叛逆的女儿们描绘成哥特和锐舞客，而兄长们都是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者。简而言之，他通过强调家庭内部的动荡和干扰，解构了家庭的概念，无论家庭是无尽的还是永恒的。这正是挑战家庭逻辑的事情：背地里的恶语、蓄意的互相伤害，就和世俗现实中其他功能失调的家庭没什么区别。正如《睡魔》中描绘的那样，无尽家族是典型的自我毁灭式家庭。
  盖曼解构形而上学二元思想的另一种方式是将无尽主要描述为话语元素而不是有形的存在。德里达还将他所说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含蓄地拒绝了拉康提供的菲勒斯的超验位置）视为形而上学不稳定的关键时刻。语言转向是语言侵入的时刻，一切都变成话语的时刻。也就是说，在一个系统中，中心所指、原始或先验所指永远不会绝对存在于差异系统之外。先验所指的缺席无限地扩展了游戏和意指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墨菲斯不仅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不同，他和他自己也不同（想想拉康的“对象a”）。如果一个人接受一个符号仅在与其他符号不同时才有意义——正如德里达在《力量与意味》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么，“意义必须等待被说出或写下来，才能存在于自身之中，并通过与自身的区别成为它所是的：意义”。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在这方面很重要。德里达着眼于法语动词“différer”以及它隐含的英文术语“to differ”（差异）和“to defer”（延迟）的事实，认为这种空间和时间差异的双重运动被它在语境中所接收到的语义界定所压制：一个句子，或者一个短语。进行这种情境化是为了否认其纯粹的差异身份。相对于睡魔，墨菲斯有着“近似又不同”的身份。例如，他不代表一个个体的主体性，而是包含造物之和无尽家族的意义链的一部分。以一种连贯但矛盾的方式，造物主和墨菲斯的二元论很矛盾的既是又不是睡魔形而上学思想的中心。墨菲斯的中心在别处。那么，梦就是构成“意义”的非同一性差异。尽管梦是人类希望的主要象征，他对梦负有责任，但这是他人委托给墨菲斯的责任，而不是源于他自己的信念。简而言之，梦是他本人所抵制的形而上逻辑的所在地。鉴于造物主通过梦被赋予了意义，而梦神又不太相信造物者的设计，所以墨菲斯象征着一种不断变化的差异。与梦神的“与他自身的差异”相关的是，墨菲斯只是无尽家族链条中的一个象征。在家族中，每个人物都彼此不同，他们通过这种差异获得意义。换句话说，在《睡魔》中，没有中心，因为正如德里达所说，“原初的或先验的所指，永远不会绝对存在于差异系统之外”。在拉康对无意识依赖的表述中，神经症会产生攻击性偏执，而“攻击性会侵蚀、破坏、瓦解，攻击性会吞噬、破坏、瓦解，它‘阉割’，它会导致死亡”。那么，死亡就与阉割和想象中的自我瓦解的恐惧交织在一起。然而，在《睡魔》中，墨菲斯爱着济慈的“死亡”，也就是他的姐姐，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恐惧、攻击性或缺乏（manqu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睡魔》中，死亡似乎代表着对父权责任的逃避，而不是未能在象征秩序中延续父权制和/或满足欲望的可怕结果。德里达指出，“中心结构的概念——尽管它本身代表连贯性，是矛盾的连贯性。一如既往，矛盾中的一致性表达了欲望的力量”。 对于拉康和德里达来说，矛盾揭示了（并沉迷于）欲望，而在拉康看来，欲望的辩证法必然是由阉割的威胁产生的。拉康认为，“菲勒斯是那个标记的特权能指，其中逻各斯的作用与欲望的出现结合在一起”。 对于拉康来说，欲望驱动语言，引发了人们经常引用的短语“无意识的结构就像一种语言”，它在转喻链中承载着欲望，而永远不允许欲望的完成或满足。 然而，在《睡魔》中，梦境意识到了欲望的阴谋。 他不是欲望的无意识受骗者，其他兄弟姐妹也不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受欲望的影响。梦渴望娜达（虚无），毁灭渴望心灵的平静，远离杀戮之地。死亡也渴望帮助梦克服困难，从而导致丹尼尔作为梦境之王的“诞生”。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三人都知道欲望在他们的选择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他们不会被无意识地操纵。因为“梦境世界、梦境时间、无意识是‘他们’的一部分，就像‘他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样”。他们的动机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因此他们可以被欲望所驱动，但并非无意识地被欲望所驱使。因此，“欲望”意味着“死亡”和“毁灭”等能指之间产生的差异，并且这些符号不受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在墨菲斯领域的象征秩序中，欲望受制于“梦境法则”，而不是相反。在《睡魔》中，欲望经常试图将梦想推向毁灭，但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最严重的过度释放欲望的机制，这表明梦对女性化的欲望拥有父权制的影响力。在这方面，德里达指出“中心结构的概念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基本基础的游戏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控制焦虑，因为焦虑总是某种被牵涉到游戏的模式的结果”。同样，在《睡魔》系列中，墨菲斯所产生的焦虑正是如此，这是一种以游戏为中心的焦虑，是与另一方相反的两极分化的根源。
  对于拉康来说，成为一个个体的自我就是通过欲望来主体间地产生，作为“他者”凝视的对象的缺席或缺乏的直接结果。拉康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思考，因此我在我不思考的地方”。 当睡魔中的墨菲斯死去时，一种可识别的父权制形式也随之消亡。 这是处于二元关系中的结果，这种关系强制执行所有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包括父权制的象征统治。另一种说法是，这甚至不一定是墨菲斯的“观点”，而是一种“在与他人认同的辩证法中客观化的观点”。 他有意识地意识到这种客观化，并且不愿意再承担起表面上这些意义的中转的地位，他放弃了自己的领域，成为丹尼尔，一个不同时代的新梦神。此外，就睡魔中的上帝概念及其中心概念而言，无论是梦境、塑造者还是无尽家族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正确代表这种意义的单一来源。类似地，就拉康的父权体系而言，在差异体系的作用之外，《睡魔》中似乎不存在超越性的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