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第19集

用户评价

• 来自网友【June Witt】的评论小事不拘，大事不虚，贞观就要有贞观的样子！
• 来自网友【源野别鹤之书】的评论方源野（别鹤）/撰从历史对比中，再次应证了网络翻案隋炀帝的荒谬。对隋炀帝最公允的评价是怎样的？坐标轴原点左边的兆古一帝，加强版的人体行为艺术家尼禄，解决人体的效率堪比波导，造成了华夏五千年最绝望的时代，如果不是真正的“世界光复者”逆天改命，杨广将成为汉民族的终结者，“黄帝子孙”将和古埃及古罗马一样成为纯史书中的光辉。如果说，清末“掩迹郑洪为民辟”的革命，所反抗的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压迫政权与最森严的奴役模式，那么，隋炀帝这条充分体现权力毒牙的恶龙，蓄意造成的，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政烂摊子、最危险的外患局面，没有之一。兆古一帝一以贯之的行为艺术：掳掠民女，丝绸绕树，胡人白吃，雁门吓尿，人海垒辽东，官仓敛民粮，何惜小民饿死，敢收反贼粮就按公里杀绝……各种旷古折腾，和被滔天权势所放大的反社会人格，配得上“罄竹难书”这个为他发明的成语。兆古一帝空前绝后的人体艺术：五胡乱华以来空前爆发、惨烈超过永嘉之耻的最低谷，酿成130军阀（几十个沦为突厥傀儡，隋流亡皇室还跑到突厥当坐上宾），和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高句丽、契丹、靺鞨、吐蕃、中天竺等十几个围攻者，对当时一切有可能复兴华夏的力量，都形成内外双圈合围的死局：——中原，130个军阀乱无天日，暴虐、分裂自古所无，包括但不限于吃人肉，军阀大多为汉奸，背后由突厥指挥，导致今天的晋、冀、鲁、豫、皖、陕、甘、宁、青、内蒙，控制在入侵者东突厥手里，而东突厥作为战争策源地，使得抵抗者无暇他顾，西域继续控制在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手里，辽东继续控制在高句丽手里，吐蕃、天竺亦同时崛起，东西南北，四面强敌；——北方，控弦百万、拥有制铁技术远超匈奴的东突厥连年肆虐，而且是摆脱了季节性入侵规律向国家转型的空前强大类型，还有薛延陀重压；——西域，原住民汉民族，沦陷几百年，被吐谷浑割据，高昌阻隔，西突厥霸占，焉耆、龟兹围攻；——东北，汉四郡同样沦陷几百年，被高句丽崛起霸占；——南方，面对吐蕃侵扰，中天竺虎视眈眈。——世界，也因罗马覆灭，落入茹毛饮血的蛮族、封建采邑、宗教法庭的黑暗。——祖先扭转乾坤的经验，也只有八百年前，在类似局面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几代人分别接力而做到的，而且那种局面没有隋末复杂，而且高祖文帝与武帝的路线是矛盾的（藏富于民的黄老之道、国进民退的外儒内“法”），似乎民安不能国强，国强不能民安，国民认同难以在一姓受托的特殊阶段形成——而这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矛盾。更为关键的是，没那么多时间。也就是说，任何人穿越到那个时代，要以这两百万户逃荒的希望，没有指挥经验的军队，面对这一切，而且必须全部战胜，而且要同时做到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三人的业绩总和，同时调和其治国路线之矛盾，才能在时不我待、破釜沉舟中，结束这一切的全面绝境，实现逆风翻盘。“到晋朝，那五胡，异常猖獗，无非是，俺同种，引虎进狼。自从此，分南北，神州扰乱，到唐朝，才平定，暂息刀枪。”——陈天华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中写下《猛回头》这句话的背后，是从五胡乱华开始的400年长夜，而兆古一帝留下的，是长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的最漆黑的地狱。地狱的制造者，今天似乎没有在第18层煎熬，仅仅是因为，有人把地狱硬生生扭转到了人间的光明，所以地狱的制造者跟着变成了“功在千秋”、“为后来的捡漏者留下了最好的局面”、包括但不限于50年白吃的粮食，和一条虽到唐宋还多段没通、但让两岸纤夫补充了蛆虫蛋白质、让两岸少妇享受“广大帝恩泽”的大运河。尼禄的艺术，波导的效率，面对这样的兆古一帝，恐怕也只能望而兴叹。在三人减二、不到200万户民力的萎靡下（比高句丽多一点点），从三国内战和永嘉之耻再到隋末的烂摊子总计400年的压抑中，李世民仗剑而起，甚至从16岁雁门退突厥就发起民族复兴的触底反弹之战，在后方有“赵构和秦桧”不断掣肘和陷害的情况下，从这种绝境中崛起。李世民作战全过程，都是和突厥、十虏、百傀的包围圈作战，并且是从太原一角起义，面对动员百万的两大北虏（突厥，薛延陀），面对几百年沦陷的西域（霸占者：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面对长期沦陷的辽东（霸占者：高句丽），面对南边的中天竺和悄然崛起的最强吐蕃，面对户口锐减三分之二的身后人力物力，面对从三国战乱、五胡乱华、南北朝，一直到旷世暴君和隋末130军阀和十虏围困，这种被压抑了400多年萎靡不振、自信沦丧的集体心理。这种死局若换成赵构的开局，李世民都要笑醒。在兆古一帝广大帝疯狂折腾搞出史上最大烂摊子之后，隋流亡皇室更是直接去突厥当座上宾，义成公主等提供了古代堪称碾压级的信息战。 扶风、高坡、浅水原，西灭薛仁杲之战，突厥在背后搞事。 北击刘武周、宋金刚之战，突厥封刘“定杨可汗”并让刘奔逃突厥大本营。 东灭王世充、窦建德之战，突厥在洛阳、乐寿指示策应王世充窦建德。 水淹刘黑闼之战，刘黑闼更是带路突厥寇河北、侵山东。 这个过程中，李世民还有三次智退突厥：雁门救驾、五陇阪空城计、六骑临渭水。最后，李世民对外，伐突厥，夷铁勒，复西域，制吐蕃，服天竺，通辽东，一扫五胡乱华以来历代外侮，东突厥灭国，铁勒灭国，车鼻灭国，吐谷浑灭国，高昌灭国，焉耆灭国，龟兹灭国，中天竺灭国，西突厥打溃，吐蕃打溃，高句丽打溃，依附突厥的数十汉奸如薛刘王窦梁等，全灭，一己之力勘定、光复和开拓的净增领土750万+，贞观末期过900万，高宗继之惯性扩向1200万+。武功的同步，文德亦实现帝制史上最开明和公正的贞观之治，并以“道为先，儒为次，佛为客”全面振兴经史礼乐、恢复固有文化，输出于亚欧大陆，同时亦实现中国古代人口在单位时间内最高效的翻倍增长。这种逆境反抗、绝地重生，也直接造就了世界史上武功最强韧的帝国——虽间有低谷，但即使到王朝末期，也荡平所有外患，终唐三百年，扫灭或击溃的四夷政权总计：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薛延陀、铁勒诸部、车鼻、党项、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中天竺、日本、高丽、百济、拔汗那、突骑施、大勃律、小勃律、石国、大食、蛮僚、松外诸蛮、回鹘、吐蕃、南诏、林邑、交趾、靺鞨、渤海、奚、契丹，无一例外，全部战胜。正如宋朝人所言“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明朝人所言“英略唐皇近古无，文垂洒藻武攘胡”、“文德武功，卓冠无伍”，正如抗战所言“唐人威声，远播域外，汉族势力，震烁古今”、“太宗诚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李世民驱除十虏，再造中华，完整定义了民族英雄。光是一个从灭吐谷浑开始长途西征、荡平五戎、光复西域的地狱行军，就是宋放弃收复燕云的借口“难度”的十倍以上，更不用说以孤军一隅，面对十胡百傀、四境失地，竟翻摩天葱岭、逾冰雪大漠、跨绝域高原、渡数代陌海，东西南北全部翻转，以七代残破之废墟崛起而横扫亚洲，并且这一切，是在帝制时期相对最主动约束自身权势、相对最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个前提下做到的。所以，最公允评价隋炀帝的前提，就是对比：看他做了什么，看后人做了什么。隋炀帝的本质是把帝制模式的负面发挥到了最大（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完颜九妹、叫门天子之流），正如他身后的“世界光复者”在帝制局限下，把帝制模式的负面最大地遏制，而遏制的关键力量是把“民族英雄”的层面发挥到了最高境界。所以，这里我们分析杨广和李世民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背后的本质：古代帝制支持者，实际上是把皇帝老儿当成“立法者”或者“终身大法官”，把“行政权”交给宰相。但问题来了，这个行政权如何确保在宰相手里，而不是滑在世袭宫廷手里？除非“皇帝”是全民公投，而且能够被代议制罢免的（典型就是拿破仑“英白拉多”，本质是元首制，而非帝制）。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袭王权就一定是“僭主”，并一定会由于深宫传承，不知人间疾苦，而堕落于昏暴，造成全民族灾难、国民二分、朝不爱民、养胡为患、联虏平“寇”，民迁怒而不爱国、民爱国而受制于朝廷，一系列恶性循环，帝制数亡天下的历史已为明证。除非是一个例外，这个“僭主”自己是“全民族奋战的军事统帅”，衡量标准就是“民族英雄”这个意义。但这个统帅也要两方面看：一是，他有没有回归到前面说的“立法者”边界，这就是所谓开明君主，实际上离“君主立宪”也就只有几步了（拿破仑最后的百日新政做到了，而李世民差点做到，身后被武则天破坏，此另论）。另一是，他反过来伤害这个边界，对民族有大功也有大错，这种不稳定态，恰恰是帝制的常态。所以对帝王不该一视同仁，帝王一定有高下，帝王一定有拉踩，才是对的。帝制在僵化时期已不能胜任民族复兴任务后，必须扔掉（这是辛亥革命不仅光复中华，亦“终帝制而起共和”，也是晚明被甲申国难扼杀的“非君思潮”和兰芳共和国等实践的由来）。但君主时期又是世界各个民族都有的阶段，不是华夏独有，甚至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采邑、君权神授、宗教法庭背景下的君主制，远比华夏的温和君主制更加残暴。所以君主阶段哪些积累了有利于民权的因素，也是评价君主的一个坐标。所以从有边界的开明“立法者或终身大法官”、作为全体国民的战争统帅的“民族英雄”，二者综合的“有利于民权积累的因素”，这个三足一鼎的立体维度，就基本能衡量中外历代所有君主的功罪了。效果之一就是看内卷有多小、外卷有多大。近代各国“共和国体”（含君主立宪）这个操作，实际上就是把前面说的不稳定态，变成“立法司法边界”能够和人民的权利\权力相互连通，再和行政权各安其位，这样立法者不会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去操作行政，行政又不会因为军事首领的重叠、加持，反过来去攫取立法者的边界。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一步“连通”就是最难的。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帝制两千年，禹后王权四千年，国外从闪米特的萨尔贡开始也有几千年寡头及其演化。但这些的表层下，还有社会自治这个层面，与王权是二元体系。这个层面就是生长出一整套“习惯法”，并最终和上层立法权连通变成真正有效的“成文宪法”。而“开明君主制”，恰恰是这个过程不可或缺的；同理，源于西伯利亚的游牧模式，征服了、奴役了农耕文明的深层危害，是把这个“社会自治”也碾碎，把过去的二元状态压扁为权力覆盖一切的一元状态。实际上，那就是历史上的“内亚主奴制”的克隆，模仿头狼垄断食物分配和交配权，狼群才能驯化、围猎，如臂使指，形成日常——实际上，商鞅变法，正是秦国在面对斯基泰（犬戎）和匈奴的持续压力中，“师夷长技以制夷”，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以夷变夏的制度，而非“固有国情、传统文化”。只不过从轩辕黄帝“建屏万邦”开始的华夏社会自治力量，太过强大，“秦制”无法生根，而从汉高祖开始，就拨乱反正，直到崖山和甲申两次倒退，才由君臣而主奴。所以，杨广和李世民的区别，正是“华夏非主流”（不是自古以来）的力量一度放大，和“华夏深层主流”（不是哪个皇帝）的力量焕发出来，造成的不同历史路径，而帝王的高下，就是看他主动选择哪个路径，去顺应，乃至掌控。在这个层面，隋炀帝能够得到最公允的评价——他幸运地生活在了华夏文明的环境，幸运地生活在了唐文皇的大时代，在历史长河中，不仅保留了汉籍，还保留了人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