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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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网友【東方不親】的评论文_东方不亲       2013年5月18日，俄罗斯导演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辞世，享年54岁。这位英年早逝的鬼才导演，留下的是寥寥十余部光怪陆离的电影。这些电影兼具政治性和艺术性，却因为过分晦涩、冷酷而绝少被主流观众理解与认可，2007年拍摄的[棺材200]和2008年拍摄的[吗啡]甚至因血腥场面难以直视，引起了观众广泛的争议。但如果从影片结构和内涵层面考量，[吗啡]绝对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力作，而且相比于巴导此前的作品，其创新性也可圈可点。       [吗啡]以著名作家布尔加科夫同名日记体小说为蓝本，同时将布氏早期行医题材的多篇短篇小说糅合其中，最终整合成一部带有明显巴拉巴诺夫印迹的电影。影片将背景时间设定在1917年，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接连的两次革命让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城市生灵涂炭，偏远的西伯利亚山区却尚未遭受战火殃及，故事从这里开始。巴导的电影通常包含极强的政治批判性，2007年拍摄的[棺材200]，就是一部赤裸裸描绘苏联解体前，执政党内部乱象丛生的电影。时隔一年，他却放弃从正面描摹那两场风起云涌的俄国革命，而将摄影机对准了太平而闭塞的小镇，这种看似让历史事件缺席的设计，却随着剧情的推进，逐渐显现出沿着“缺席”抵达“在场”的效果。       巴导以往电影的主角，不论正邪，都拥有一副淡然自若的面孔。而[吗啡]的主角波拉科夫则是一个手忙脚乱的形象，他是一名面色惨白的青年医生，为人善良、谦逊，甚至带着几丝懦弱，刚从学校毕业，实施手术前依然需要临阵查书。恐怕也只有这样的医生，才肯去苦寒的西伯利亚行医，不过此时大城市正在经历暴力革命，比偏远山区也好不到哪去。波拉科夫主治的第一位病人是一名白喉患者，尽管他敬业地为口吐白沫的病人做了人工呼吸，但仍未能挽回逝去的生命。在助理医师的怂恿下，他学会了推卸责任，向病人家属谎称其死于心脏病，白衣圣者的形象从此有了污点。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徒劳无功的舍己救人，让他产生了对吗啡的依赖。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波拉科夫一方面命令护士安娜为他配药、注射，并且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则在一系列重大外科手术中，罔顾病人生死，使用其他麻醉剂替代吗啡。所幸手术都还顺利，镇上所有人都对他顶礼膜拜，甚至一些女病人和护士安娜甘愿为他献出自己的身体，波拉科夫也在众人的爱戴中变得愈发自私和自大。随着波拉科夫的“毒瘾”越来越大，革命的战火也越烧越近，小镇附近的地主一家人被布尔什维克纵火烧伤，波拉科夫却因诊所苦无吗啡，眼巴巴看着整家人命丧九泉，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波拉科夫的内心，他自责，更恐惧， 他去小镇邻近的市区医院戒毒，最终因失败而绝望自杀。       这个表面上与俄国革命交集甚少的故事，实际上其能指被巴导赋予了深层的所指内涵。显然巴导并不满足于再现历史，他的野心是揭示本质，于是一切“缺席”就都有了“在场”的意义：小镇是整个俄国大地的缩影。影片中波拉科夫刚下火车时，负责接他去诊所就职的马车夫一脸恭敬地叫了他一声“陛下”，这一称谓不经意间道明了波拉科夫之于小镇的地位。虽然俄国的末代沙皇已在“二月革命”中交出了权杖，但对于这个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小镇而言，波拉科夫作为唯一的主治医师，无异于拥有近乎沙皇的地位，他执掌着小镇民众的生死，全镇居民必须仰其鼻息、毕恭毕敬，就像即将取得国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对举国民众予取予求。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波拉科夫在暴风雪中迷路，他摸索到地主家暂避风雪，地主与他聊起革命，当地主问他支持哪个阶级时，他回答：“我只知道两个阶级，弱小阶级和统治阶级。”这何尝不是导演借角色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而既能满足一己私欲，又能救民众于水火的吗啡，则是权力的最佳外化象征。波拉科夫开始时对吗啡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可后来出现了工会背景的犹太医生，向他借吗啡，发展到两人在药店争吗啡，这象征着随着革命势力的入侵，波拉科夫的极权遭到挑战和蚕食，也正是在此期间，地主一家被烧死，死于前两者的特权。再后来，波拉科夫赴医院“戒毒”，沦为吗啡乞讨者，这象征着其权力的丧失，与此同时，革命者控制了医院和整个小镇，波拉科夫彻底退出了角逐权力的舞台，他的死则预演着苏联的解体。       值得一提的是，波拉科夫最终死在了电影院。他一面向大腿动脉推入最后一管吗啡，一面看着银幕上滑稽的默剧表演，癫笑着饮弹而尽。这一设定不容置疑地将电影与吗啡联系在一起，构成一组自反电影的镜像：两者一样，既是镇痛散，也是迷幻剂。波拉科夫的死亡和邻座看客的冷漠成了巴导对电影艺术最辛辣的揶揄和最狂烈的赞誉，不要忘记此前护士安娜的那句台词：吗啡救不了你！在巴导眼中，电影同样救不了迷影者，只能让迷影者丧失生活的勇气和热情，这或许也是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之死的最佳注脚。原文载于《看电影》周刊562期，有删改。媒体勿转。
• 来自网友【漫歌】的评论村上春树的《我的职业小说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隐喻做了很好的诠释，“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用来描述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的电影《吗啡》再合适不过了。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属于探索型的导演，在我所看过的为数不多的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的电影中我总能捕捉到不同的点。在《兄弟》里看见的是一种比伏特加还有浓烈的民族主义，在《城堡》里看见的是对人性冷漠最极致的描述，在《吗啡》里看见的是他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对个人命运的不安和彷徨。这样的导演和这样的作品注定是要受到争议的。爱他的人会捍卫他至死，不爱他的人会觉得他的片子无趣透顶。《吗啡》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借助了布尔加科夫文本的优势，让这部电影兼具了政治性和艺术性，同时在结构和表达上超越了布尔加科夫的原著。失败之处在于整部电影过于晦涩和冷酷，很容易被误解和排斥。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部电影的品质和我对它的喜爱，我一向钟情于隐喻大过故事的本身的电影，这样的电影用来解读，意味无穷。这部电影就是如此。影片的背景为1917年，对于俄国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多事之秋，接二连三的革命让很多城市战火纷飞，生灵涂炭，而在这个西伯利亚的边远山区，似乎还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冷静和和平。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实早在《吗啡》之前，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就已经开始了尝试着将政治和变革这一宏大命题注入个体命运的变化和选择之中，比如2007年拍摄的《棺材》。相比较这部《吗啡》，《棺材》表达更为直接，更为犀利，电影给人最深刻的感觉就是压抑。叙事节奏比较强，风格比较弱，这也使得《棺材》这部电影缺少了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的风格。《吗啡》在此基础上相对来说成熟了很多，尤其是在叙事节奏和音乐穿插上，两者之间的完美配合，展示出了一副荒诞而又凌厉的画卷。影片的男主角波拉克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对于他的身份导演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随着影片的继续，“波拉克夫”的真实意义也昭然若揭。波拉克夫刚下火车的时候，去接他的马车夫就毕恭毕敬的叫了一声“陛下”。虽然沙皇已经在二月革命中交出了权杖，可在这个边远的小镇，人们心中的权力机构还是一如既往的在运转，而在这里，沙皇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完全的退出舞台。作为医生，波拉克夫对吗啡享有绝对的使用权，随着工会医生的出现，波拉克夫的权利受到了挑战，而这些象征着，革命势力已经逐渐渗透到了这个小镇，波拉克夫和他的狂欢也将面临着分崩离析。波拉克夫对吗啡的瘾，其实就是一个政权走向没落最后的奋起狂欢，虽然知道毫无意义，但总想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当革命者遍布小镇的时候，波拉克夫也将面临着末日，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总有一个要死亡。随着波拉克夫的死亡，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最辛辣的揶揄也呼之欲出。这部电影以布尔加科夫同名日记体小说为文本基础，还融合了多篇布尔加科夫的行医日记，充实了电影的内容，使其既含有布尔加科夫的影子，也有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式的解读。对于文学作品的诠释，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总是希望能够尽善尽美，希望可以表达出作者本身的意图，也希望电影有着巴拉巴诺夫式的犀利。遗憾的是，阿历克塞·巴拉巴诺夫的作品并不多，如今斯人已去，我们也只能在他有点的作品里解读他的癫狂、辛辣以及讽刺。